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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直以来，在民以食为天的中国，“满汉全席”四个字以其背后所指涉的奢靡精致，而成为代表宫廷最高规格筵席的不二之选。而来自日本的知名学者田中静一却反复声称“满汉全席”为“虚幻的饮食”，且遍寻卷帙浩繁的《清宫膳档》依旧未见“满汉全席”四字的踪迹。那么掩藏于历史的魍魍巨翳之中的“满汉全席”，真容为何？便是二零一七年密扇春夏女装系列所意欲探索的答案。

　　密扇品牌创立于2014年，韩雯生于大连，自小浸染在家族服装企业的匠人精神之中，日常习得了工艺和审美并重的双重思维。成年后留学英国七年，就读于LEEDS大学艺术学院，主修纺织材料专业。毕业后，曾在VIVIENNE WESTWOOD品牌就职，继承其“反叛与创新”的品牌精神，萌发了用西方设计语言寻根并重塑中国传统文化的念头，品牌肇始便大胆邀请中国当代年轻艺术家撒旦君进行跨界合作，取材于古代神话“西游记”、昆曲名著“桃花扇”和历史事件“郑和下西洋”等的诸多古典元素，被另辟蹊径地再造为千变万化的纹样与廓形，如图腾般烙印在每一件服装的灵魂中。

　　对于韩雯而言，所谓的中国风格，既不存在于域外的想象之上，也不隐含于过往的湮没之下，立足于泛亚洲视角，在“东方热”的消费大潮面前，中国是一个糅杂着外来与本土，现在与过去的复杂语境，亟待被厘清其思维的谱系，继而在服装这种媒介里，传达出迥然不同的新东方主义美学宣言。

　　是故，密扇按图索骥地试图恢复着传统与当下之间的秩序，而在这个过程中却渐渐发现，真正令这一差距难以弥合的竟然是一种莫可名状的饥饿感，这种饥饿感不仅带来了挫骨扬灰式的国学复兴，也掀起了崇洋媚外范的东方想象，内外的焦灼都令我们距离抵达真正的中国风格渐行渐远。然而这股饥饿感最为直观的展现，便是中国人的口舌之欲，而口舌之欲的极盛，则非满汉全席莫属。

　　现代中国人谈及中国饮馔文化，言必称“满汉全席”，然而在翻阅了汗牛充栋的经史典籍之后，却如同其始作俑者的饥饿感般，“满汉全席”这一清宫御膳盛筵的身份也异常吊诡。

　　在历来被认为是“满汉全席”一名出处的清代李斗所著的《扬州画舫录》中，与之最为相似的也只有“满、汉席”三字，参阅其他清代史稿均得以指出，“满、汉席”只是满人入关后统治汉人下的一种官场合宴形式。而“满汉全席”四字的最早出现记录则有两处，一则为记录光绪年间上海高级妓院和官场之间往来的韩庆邦作《海上花列传》，另一则为记录八国联军入京后慈禧西逃一路见闻的吴永作《庚子西狩丛谈》，这二者间虽然成书相距八年，但其中关于“满汉全席”的说法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便是对于宫廷生活的想象，其实这也是围绕在“满汉全席”周遭最大的迷雾，前者是妓者政客对于官场酬酢宴式习惯的顺势继承，后者则是边陲小吏对于宫中帝王饮食起居的兀自遐想，由此可见，“满汉全席”既不是“清朝国宴”，也不是“清宫御膳”，它只是在商业意识和市民心态下的一种误读。如果仅仅只是误读，为何“满汉全席”作为“中国历史上最高规格的宫廷宴饮”的代名词会在新中国一代人的文化记忆中如此历久弥新。这或许全拜六十年代香港的浮夸餐饮界所赐，德宗载湉珍妃的侄孙、一代传奇美食家唐鲁孙先生曾在《中国吃的故事》中记录过一次1978年香港国宾大酒楼为迎接日本摄制组所专门制作的“满汉全席”，其奢靡浮夸，与徐克导演电影《满汉全席》中的戏剧化场景如出一辙。“这桌盛筵动员了二十二位港九名厨，由当年两广水师提督李准的厨师主厨；并由岭南烧腊名家赵不争襄助，烹制了七十几道名菜，分成两日四宴，四宴各有名堂，计为”玉堂宴“，”龙门宴“，”金花宴“，”鹿鸣宴“，从十一月二日中午开始吃起，直到第二天半夜才吃完散席，全部费用花了十万元港币。据参观过的人形容餐厅布置，云母螺甸琼枝枱椅，案上除了官哥定汝，树石盆栽，宫熏炉鼎之外，环壁彩仗紫丝帉錔各缀莳卉鲜葩，盛筵宏开，八音竞奏，雅乐迎宾，并由长袍马褂堂侍，高唱芳衔，依序在芬芳滛郁，水泛柔香犀玉镂金，水盘中净手，然后当客入座，每进一簋，也由堂侍报出菜名，并诠释内容，席上所用象箸玉杯，一律仿古缬花，为了到各地采购搜求稀有的材料，就费了三个多月时间，这一席上食珍味，可以说近世纪来一项破天荒的壮举。”虽然唐鲁孙先生犀利指出了其中华靡宏丽的宴名，不过是皇帝时代科举传捷的吉祥话儿；且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由日本人所代表的域外饕客们，也渐渐看穿了香港餐饮界假托清宫之名的耳餐目食。但这股最初由香港饭店老板们兴风，日本餐饮界、新闻出版界鼓浪，台湾、澳门地区，新加坡、韩国等同行逐浪的“满汉全席”之流，依旧回转至整个大陆“烹饪界”及民众心中，喧噪成不可磨灭的风潮，而随着流行文化的洗脑和冲击，这一海市蜃楼般的文化烟幕，也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了毋庸置疑的真实